氣候變化對人類的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特征的低碳經濟受到了廣泛關注。
新能源方興未艾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舉措。近年來,很多國家都制定了新能源發展的詳細目標,出臺相關政策促進新能源的發展。2008年,在新增發電裝機容量投資上,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首次超過傳統能源。
在新能源領域,目前主要大國之間差距不大。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不僅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把握好此次全球性的發展浪潮對中國的整體實力提高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有利于保護環境或提供可替代能源,還能夠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成為拉動經濟回暖的一大引擎。由于新能源產業前期投資研發費用大,很多企業對新能源產業并不十分了解,涉足積極性不高,而政府對新能源的研發投入還比較有限,所以大多數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成本較高,技術水平較低,缺乏自主技術研發能力,技術和設備主要依靠進口,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能力較差,這些因素制約了我國新能源的發展。因此,政府和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加大技術研發力度,只有占領了技術高地,才有可能占領產業高地。
智能電網開始起步
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作為新能源,需要在技術、產業和社會各個方面進行系統性的變革。譬如,隨著新能源發電的積極推進,傳統的配電網絡已經不能滿足新能源發展的需要,新能源發電上網困難已經成為制約新能源電力的主要瓶頸。以風電上網為例,一方面,由于建設風電場需要大面積用地,國內風電場開發地區一般都集中在偏遠地區,這恰恰是電網比較薄弱的地方,承受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風電的不穩定性,風電并網會引起電網電能質量下降,產生諧波污染,引發電網電壓、頻率的不穩定等問題。由于這些原因,我國目前一些并網的風場利用率偏低,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導致風電項目投資回報率偏低,阻礙了風電產業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因此,新能源的發展需要有互補性產業的支持,智能電網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方案。
在我國,智能電網建設將分為三個階段,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的規劃試點階段,預計投資5500億元;在2011年至2015年的全面建設階段,預計投資2萬億元;而在2016年至2020年的“引領提升階段”,預計投資1.7萬億元,屆時將建成統一的“堅強智能電網”,技術和裝備全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可見,在接下來的若干年間,智能電網對拉動投資和開創新能源關聯產業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依托智能電網,未來清潔能源裝機比例將達到35%。
智能電網的建設將帶動一個龐大的產業群體。智能電網將對集成電路技術、軟件技術、新型元器件技術、電子材料技術、網絡和通信技術、存儲技術、網絡和信息安全技術、顯示技術、測量儀器技術、電子專用設備制造技術、導航和遙感技術等多個領域產生極大的市場需求,對發電、輸電、配電及電力儀表企業帶來巨大發展機遇,各種提升電網設備智能水平的通信網絡、高性能芯片設計制造、軟件產品也將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智能電網這種新興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在行業標準等關鍵環節獲得行業的話語權。據有關資料介紹,在美國,制定智能電網的實施標準至少有15家相關機構參與。目前IEC(國際電工委員會)、IEEE(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學會)、NEMA(美國電氣制造商協會)、EPRI(美國電科院)都已在智能電網標準方面有所作為。
ICT應用前景廣闊
實際上,除了智能電網,在實現低碳經濟的過程中,ICT在智能工業電機系統、智能物流、智能建筑等方面都有廣闊的應用,從而可以大大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根據氣候組織的一份報告預測,應用ICT技術的智能物流在2020年可以減少全球1.52Gt的二氧化碳當量,節約的能源價值為2800億歐元。
工業活動是碳排放最大來源,2002年其排放占全球排放總量的23%,幾乎耗費了全球總發電量的一半,而工業電機系統是最主要的方面。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在積極嘗試運用ICT技術增加工業電機系統的智能化,如澳大利亞的智能能源、加拿大卑詩水電公司的智能電力等。我國工業用能需求龐大,因此,努力開拓ICT在工業部門的應用,將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總的說來,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不僅要求進一步提升以低排放為特征的ICT產業在國家產業結構中的比例,同時,也為ICT技術提供了新的市場與發展空間。強電與弱電在新的層次上集成使用,將有力地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促進低碳經濟的實現。
2008年5月28日上海——世界環境日,設立于每年的6月5日,旨在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環保意識,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2008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該主題要求各國政府、企業、社區共同采取措施,減少碳排放,促進建立低碳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綠色經濟、清潔經濟,以及大幅減少低效礦物燃料的使用,同時開發新型的可再生能源。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向大氣中排入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逐年增加,大氣的溫室效應也隨之增強。干旱、洪水、海平面升高、冰川消融、生態系統崩潰、生物多樣性損失和其他氣候變化的影響,構成了人類面臨的嚴重威脅,也引起了全球廣泛關注。針對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化及減排,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于2006年3月1日發布了ISO14064標準,提供了一套全球認可的溫室氣體量化及報告程序、指引和規范,以幫助各類組織量化并報告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
“作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在推行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大有可為。ISO14064標準能夠幫助企業管理溫室氣體風險并找出減量機會、提升能源與物料使用效率、降低營運成本,規避未來溫室氣體總量超標限額風險,以此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全球領先的第三方檢測機構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簡稱:SGS通標公司)國際認證服務部中港地區總監曾偉明先生認為,“實施ISO14064標準將有效地幫助各類企業或組織管理及降低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因溫室氣體排放而導致的風險。例如,由于氣候變遷導致營運行為的中斷、設施的損毀,由于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超標,而導致的稅金增加、消費者抵制等多種風險。”
目前,歐盟、澳大利亞。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已經立法要求企業報告其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一些行業中的知名品牌,如戴爾、歐萊雅、百事可樂、惠普和利潔時等都已宣布,也已要求一些供貨商測量并公布自己的“碳足跡”(carbonfootprint),即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化及報告要求,并逐漸在整個供應鏈中全面推廣。
減緩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本對策,是全球共同參與控制溫室效應氣體對大氣的排放量,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各級企業、組織,或是普通消費者,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及政治、經濟、法律和技術手段,達到這一目的。例如“碳抵消計劃”可通過讓消費者參與“排放交易”購買“排放額”。企業界也以購買排放額成為“碳中性”(Carbonneutral)企業作為展示形象爭取消費者認同的經營方向。再如碳交易,通過清潔發展機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以“資金+技術”換取溫室氣體的“排放權”(指標)。
曾偉明先生進一步表示,憑借專業的檢測和認證服務,SGS通標公司一直以來致力于為各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專業的解決方案。作為溫室氣體量化報告領域的先行者,我們的專業團隊長期努力為中國企業提供客觀公正的針對溫室氣體以及森林體系的審定及核證服務,協助他們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強其在全球“綠色”采購中的競爭力,盡早在全球貿易中獲得“綠色”通行證,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歷史上,工業化往往伴隨碳排放的提高。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的碳排放的提高確實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緊密相連。
中國工業低碳化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低碳同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這種困境和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完全不同。由于傳統工業已經萎縮,這些發達國家走低碳經濟道路也相對容易。
作為一個還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經濟體來說,中國才剛剛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階段,隨著消費結構升級拉動,以機械制造、鋼鐵 、建材、能源為代表的具有重工業化特征的行業相繼進入快速增長通道。
而今后20年,更是我國基本完成工業化中期任務并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重要時期,以機械、鋼鐵、石化為核心的重化產業群和以“住行”為特征的汽車工業、建筑業的發展仍將成為進一步促進增長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所以,無論工業或能源結構調整還是技術進步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
南京大學的《中國碳排放特征及其動態演進分析》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從歷史經驗上看,此前的中國經濟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貢獻不是很大,對二氧化碳的排放貢獻在-8%~2%之間,多數年份為負效應,年平均值為-0.8%。
而低碳經濟下的第三產業能降低碳排放;第二產業雖然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但仍保持在46%左右,其中工業比重維持在40%左右。在降低碳排放量的角度,我國經濟結構仍有待優化。
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對記者表示,低碳經濟這個概念在各個國家還是有不同含義的,從中國角度來講,既要保持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還要實現現代化,還要實現我們的三步走目標,但同時也要解決不能依靠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傳統道路。對于中國來說,低碳問題如何解決,就是在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我想國內真正統一認識,從一個單純只求GDP的狀態,到一個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發展方式的新階段,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呢,低碳經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周大地說。
低碳工業的技術路線
而在工業如何實現低碳目標上,目前的研究似乎有相對統一的技術路線設計。我國工業排放重點分布在電力、高耗能工業、一般制造業上,而現有的技術路線也是按照這幾個行業展開,不過每項技術的后期開展都是問題頗多。
具體而言,煤電生產方面,發展超臨界技術和超超臨界發電技術是現有煤電清潔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國,近幾年超臨界機組和超超臨界機組發展迅速。截至2007年,超臨界機組已經基本完成國產化,超超臨界機組國產化率超過80%,這使我國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機組的成本大大低于國際同類機組,已經具備批量化建造的能力,而這些新型的機組擁有更高的發電效率和更低的煤炭消耗。
我國目前超臨界機組和超超臨界機組利用快速發展,從技術上給IGCC(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是將煤氣化技術和高效的聯合循環相結合的先進動力系統)和多聯產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這是清潔發電的最終途徑。不過,建設成本較高是IGCC技術的主要障礙。
目前,600兆瓦的燃煤超臨界參數機組的單位造價為4130元/千瓦,而根據我國目前已經進行的一些IGCC項目的初始成本可行性分析,這些電站的建設成本在7000~8000元/千瓦,遠高于超臨界機組造價,預計IGCC電站的投資在技術成熟后能繼續下降到6800元/千瓦。
除了燃煤發電清潔化之外,天然氣發電也是可行的渠道。同其他發電形式相比較,在國外天然氣的聯合循環電站的發電成本是最低的。所以由于市場的作用,天然氣或者是石油基礎的燃氣輪機技術在過去20年有了快速的發展。
但中國是一個“貧油少氣”的國家,天然氣聯合循環電站只能在便于天然氣進口的沿海或有豐富氣田資源的少數內陸地區建設才顯經濟。
除了傳統能源,核電,包括太陽能光伏發電、太陽能熱發電、風電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都是優化能源生產結構的有力途徑。
不過,就現有的經驗來看,由于國內投資體制不健全,盲目地實行新能源投資反而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同時由于重復建設搶占了資源,沒有預留資源給更為先進的設備,使減低碳排放的效率無法進一步改善,是為碳排放的“技術性鎖定”。
近期,國務院已經向風力發電的重復建設預警,后期其他新能源需要統一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對于一般的制造業,提高能源效率是工業的主要減排對策,這個行業中存在大量的節能技術。工業節能的重點是高能耗工業,一些正在開發的技術及新工藝都會在未來若干年內發揮節能減排的作用。
工業領域另一個重要技術是碳捕獲和碳封存技術(CCS),其成本可以與電廠廢氣中回收的CO2的成本相似,而且會成為工業終端部門最終實行零碳排放的重要技術。還有一些部門的CCS成本會更低,典型的過程如制氫過程中的副產品CO2,但這些CCS技術的可行性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建筑部門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技術措施是綜合建筑設計,著眼于將節能與建筑設計結合起來,同時考慮各個部分的一致性和相互匹配,如節能門窗、電器設備、采暖以及通風等,達到最佳的節能效果。對大型建筑來講,這樣的系統可以挖掘非常大的減排潛力。
統一政策規劃
不過,看起來完備的技術路線,也未必能解決工業整體的低碳問題。因為中國的碳排放清單尚不清晰,由此也無法在整體規劃上做詳盡的低碳減排安排。
周大地對記者表示,中國現在發展低碳化,是把應對氣候變化變成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性目標,但怎么做還是要探尋。除了我們已經有的政策外,搞低碳化發展還要搞清楚碳到底是從哪里來的。
“我們搞節能減排這么多年,但還有一些地方搞不清楚碳到底是哪里來的,這就要搞清溫室氣體排放的清單問題,即哪些活動是高碳的、哪些活動是低碳的,哪些是增加碳排放的、哪些是促進低碳發展的。”周大地說。
如果沒有對整體碳排放的掌握,就無法了解單一環節上的減排是否會增加整體的排放負擔。舉例來說,處理污水中的COD(化學需氧量)可以對水進行潔凈,但這項工作中卻需要耗費大量能量;又比如在電力部門實施CCS,可以捕捉CO2,但同樣會降低電力生產效率,耗費能量。
缺乏能源清單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會使一些地方盲目發展。比如,現在各地上太陽能項目較多,但生產太陽能所需的多晶硅本身是高耗能的產品,盲目生產反而會造成生產地能耗和排放的增加。
所以,工業減排和實行低碳經濟發展都必須對碳排放全流程實施有機控制,這既需要政府部門做好基礎數據的調研,也需要規劃部門做出適應全局的合理規劃,使碳排放既做到行業間平衡,也做到區域間平衡。如果進一步同國際接軌,還需要做到國際間的平衡。
我國的能源基礎數據十分缺乏,但就在“十一五”期間,已經安排國家統計局做好能源數據的調查,而且國家統計局已經在內部成立了能源司專門負責此事。
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成本和市場問題,企業是節能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主體,如果沒有對節能、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減排技術等的財政激勵政策和投融資優惠政策的支持,企業在推進低碳經濟方面將面臨自身和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問題,難有大的作為。
從國際競爭角度看,發達國家在企業排放、開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過程中付出了額外成本,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有所下降,如果不能及時產生全球性的低碳市場,并制定相應的制度和規則,其在這方面所形成的技術優勢將難以獲得市場回報。特別是作為能源和碳排放大國的美國是否參與低碳競爭仍是很大的變數。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國廠商能否從中找到低碳發展的升級、各國政府是否愿意通過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而投資于能源、碳減排技術以及運輸系統,來使經濟復蘇,也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低碳發展道路還要求在公平的國際氣候體制下,通過合理的技術轉讓和技術支持,使低碳技術能在全球推廣,從而提高能源開發、生產、輸送、轉化和終端消費過程中的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所有這些解決全球公共物品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機制都同獲取低碳技術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有所沖突,需要在新的國際氣候體制下加以解決。而這都需要統一的規劃設計。 |